岳美中~自學中醫傳述~

我出生在河北省灤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裡。父親早年扛活，後來靠種兒畝薄田兼做挑擔叫賣支撐家計。我們兄妹五人，我是老大。八歲上，父母看我體弱多病，難務耕事，也為將來添個識文斷算的幫手，咬咬牙送我上學，東挪西借地巴結著供我讀了八年私塾。我看家裡作難，跑到灤縣城考進半費的師范講習所學了一年多。我十七歲當小學教員，一而教書，一面隨鄉居的舉人 李筱珊 先生學習古詩文詞。其時，軍閥混戰，灤縣正當直奉軍爭奪的要沖。燒殺姦掠，民不聊生。

一九二五年夏，聽說梁任公、王靜庵創辦清華國學研究院，又和裴學海等幾個同好一起重溫經學，兼研小學、史學，淮備投考。暑期應試落榜。雖然受了一次打擊，卻更加發憤讀書，每日教書、寫稿、苦讀並進。不久，累得吐了血。某醫院診云：“肺病已深，非短期可治。”考學無望，教職也被辭了，真覺得前路漆黑，大難將臨，幾無生趣，又不甘心那樣死去。難道醫學對肺病真的沒有辦法嗎?床第呻吟之中，萌發了學習中醫的念頭。買了《衷中參西錄》、《湯頭歌訣》、《藥性賦》和《傷寒論》等書，邊讀邊試著吃藥。一年多田野間的生活，休息為主，吃藥為捕，肺病竟慢慢地好起來了。覺得中醫確能治病，于是決心學醫，自救救人。

 學醫，到哪里學呢?窮鄉僻壤，無師可投﹔家口為累，又無力外出從師。只好托朋友找了一個村塾，學生不多，一邊教書，一邊學醫，一邊繼續寫詩文。這一是多年養成的習慣和愛好，二是想小補于經濟。學資供養家口，稿費就用來買醫書。三年之中拖著病弱的身體，日教夜學，讀了宋元以後許多醫學家的名著多種。缺少師友商問，就反復鑽研揣磨﹔為了體察藥性，就攢錢買藥回來品嘗體驗。能嘗的藥，大都嘗試過。有一次嘗服石膏過量，泄下不止，渾身癱軟，鬧得幾天起不來床。

學東知道我在讀醫書，有時家裡人生病也找我看。我慎重地認証用藥，往往有些效果。一九二八年春天學東一個親戚的女人患血崩，找我去治。初不敢應，後經學東面懇往治。幾劑藥後，竟見平復。春節時，全家人坐車前來致謝，引起轟動。就在這同時，鄰村一個叫徐福軒的小木匠，突然發"瘋"，煩躁狂鬧，忽地登高跳房，忽地用手抓炕，新鋪的炕席一抓就是一片。發病月餘，家裡人捆管不住，經醫不愈，村人荐我。我細察其脈象症侯，系陽狂并有瘀血。子調胃承氣湯，僅一劑竟拉赤屎而愈。陽狂一病，並非難証。但在當時，村人卻傳為神奇。找我看病的人就越來越多了。 ﹒

 一九二八年秋天，好友吳紹先古道熱腸，和幾個朋友湊了點錢，在司各庄幫我開了個小藥鋪，力勸我行起醫來。說是個藥鋪，起初就是一間小房，裡邊一張床，兩個藥箱，幾堆書。睡覺、吃飯、看病、賣藥，都在裡邊。後來起名叫"鋤云醫社"。因為原來教的一些學生的家長不願易人，懇我繼續執教。一則于情難卻，二則光靠行醫難糊家人之口，就和兩個友人一起在醫社後邊的一間房子里辦了個"尚志學社"。白天，看病賣藥之外，在這里講四書五經﹔晚上，攻讀醫書，思索日間的病案。

我行醫之初，靠書本上的一些知識辨病投方，療效並不高。但幾年之中，卻對農村的經濟狀況、疾病種類、藥品需要等，獲得了不少的經驗。同時，從讀書的惑豁、臨証的效失、病家的愁樂之中，進一步體認到中醫學術對社會人群的作用，益發堅定了終生研討中醫學，獻身學術的決心。業醫之初，生活十分艱苦。出診看病，經常以病弱的身體，騎一輛破舊的白行車，奔波於夏日的濕暑、隆冬的海風。

 一九三五年，朋友把我介紹到山東省河澤縣醫院任中醫部主任。一邊看病，一邊教授幾個中醫學生。不久，災難就接連而來。先是丁丑夏，山左地震，烈風雷雨屋傾牆崩，連續數月，輾轉逃避，僅存生命。不久就是日寇進攻山東。一九三八年春，我應診到博山，遇日寇攻城，被圍在城內五天五夜。城破後，，落荒逃到濟南，身上一文不名，幾箱書籍無處去找，僅剩下隨身珍藏的《傷寒論》、 《金匱要略》各一本和數冊醫稿及《習醫日記》。為防路上丟失，從郵局寄回家。郝云杉先生送給了二十元路費，隻身由洛口過黃河，千折百難地逃回了家鄉。人倒是活著回來了，郵寄的書稿卻總未收到。行醫十裁，流落千里。身上，僅一條御寒的破被和一根逃難用的棍子﹔眼前，是一個淪落了的家鄉。茫茫冀魯，竟沒有一個醫生懸壺之地?

十年間，我以經方為主兼研各家，以求提高療效﹔搜讀各家中藥學說，摘選驗証，寫成了二十余冊《實驗藥物學》筆記﹔研讀《甲乙》，訪求師友，對針灸學進行了一定的研究和應用。這十年，我正當壯年，刀匕壺囊，黃卷青燈，用功不為不苫。因為沒有一個安定的環境，又缺少明確的哲學思想作指導，苦自苦矣，卻沒有做出多少可觀的成果來。

一九五四年糾正了歧視中醫的錯誤傾向以後，中醫受到了重視。我調到中醫研究院工作後，才有條件結合讀書與臨証，對一些問題進行較系統地整理和研究。治療方面，除在國內執行醫療任務外，還曾九次到歐亞一些國家，參加蘇加諾、胡志明、崔庸健等人的治療和進行學術交流，這是過去不曾想到的。晚年，我考慮得多的有兩件事﹔一是把多年積累的經驗多整理出一些留給後人﹔二是再為中醫事業培養一些後繼人才。"文化大革命"的一段時間，我被抄走書物，在醫院裡喂兔和清掃廁所，其他無從進行。

一九六九年八月周思來總理親自安排我去越南為胡志明主席治療。不久，我被恢復工作。我自知身體漸差，來日無多，要抓緊做些事情。一九七六年，我為培養高級中醫人才倡議多年的"全國中醫研究班"招收了第一期學員。我的學術經驗開始整理出版。在科學的春天里，工作剛剛開頭，我卻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次講課後，病發不起，一至於今…..

我年近中歲學醫。一跨入醫林，面前數千年發展起來的中醫學術是如此繁茂豐厚，而又如此龐蕪錯雜，走一條什麼樣的做學問之路呢？既沒有家學可依托，又沒有專師引導或學校的規范，只能靠自己摸索、探求。回過頭來看，也有兩個有利條件。一是十幾年的舊教育，培養了讀書的能力和習慣。二是幾十年來未脫離過臨床。我的注重臨床，起初是經濟條件不允許去進行專門的理論學習和研究。後來，也是因為我認識到，中醫學術的奧妙，確在於臨床。書，沒有少讀﹔目的首先是為當好一個醫生，爭取當一個好醫生。圍繞這個目的，對歷代中醫大家的學術思想都做過一些探索。有過徘徊，出現過偏執，也走過彎路，才逐漸地得到了稍好一些的療效和較為深入一步的認識。認識發展的過程，大體可分為這樣幾個階段:

 第一，我學醫之初，是從張錫純的《衷中參西錄》入手的。臨証稍久，逐漸感到其方有笨伯之處，往往不能應手。轉而學習吳鞠通、王孟英等人的溫熱著作。用之於臨床，效失參半。其效者，有的確為治療之功﹔有的則非盡是藥石之力。在一個時期裡，療效總不能很快地提高。思索其原因，一方面固然是對其學術研究的功力不到，經驗不夠﹔但細察其方劑，也確有瑣細沉弱的方面。苦悶徬徨之中，又重讀張仲景的《傷寒論》、《金匱要略》(前此雖然學過，但末入細)。見其察症侯而罕言病理，出方劑而不言藥性，淮當前之象征，投藥石以祛疾。其質樸的學術，直逼實驗科學之堂奧，於是發憤力讀。初時，曾廣置諸家詮注批閱。其中不乏精到之言，也常有牽附穿鑿反晦仲師原意之處，反不如鑽研原著之有會心。於是專重於研討原著。將讀書所得用於臨床，每有應手，則痊大症，更堅定了信仰之心。稍后，又涉獵唐代《千金》、《外台》諸書，覺得其中精華，亦是祛疾之利器。當時，曾有過一個認識，以為中醫之奧妙，原不在宋元以後。從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後期，主要是以古方治病。這中間，還在另一個方向上走過一段彎路。

一九三六年前後在山東的一段時間裡，為了應付門面，生搬硬套地學了一陣中西匯通的學說。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，療效不僅沒有提高，反而降低了。真所謂“邯鄲學步，失其故封”。苦悶之下，害了三個月的眼病。不能看書。經常閉眼苦思其故，好久好久，得出了兩句話：“人是精神的不是機械的﹔病是整個的不是局部的”。這也許是僅存未丟的一點靈光吧!當時既不敢自信為是，也不敢人前道及，只取它指導著自己的治學。於是，又歸真返樸地研習古老的祖國醫學。  

 第二，在第一階段的後幾年，實踐得多了，逐漸感覺到偏執古方存在的一些弊端。一方面，臨床遇到的疾病多，─而所持的方法少，時有窮於應付、不能泛應曲當之感。一方面也覺得經方究竟是側重於溫補，倘有認証不清，同樣可病隨藥變。持平以論，溫、熱、寒、涼，一有所偏，在偏離病症、造成失誤的後果上，是一樣的。臨証治病若先抱成見，難免一塵瞇目而四方易位。只有不守城府，因人因証因時因地制宜，度長短，選方藥，才能不偏不倚，恰中病機。一九五零年我在唐山就此間題和孫旭初等同仁做過長時間的討論，進一步受到啟發。歸納當時的認識是：僅學《傷寒》易涉於組疏，只學溫熱易涉於輕淡，扭疏常致於憤事，輕淡每流於敷衍。應當是學古方而能入細，學時方而能務實，入細則能理復雜紛亂之繁，務實則能舉沉寒痼疾之重。從臨床療效方面總結，治重病大証，要注重選用經方﹔治脾胃病，李東垣方較好﹔治溫熱及小病輕病，葉派時方細密可取。把這些認識用之臨床，確乎有法路寬闊、進退從容之感。這是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這段時間的認識。

 第三，一九五四年前後，我在治學思想上又有了一些變化。此時，我治醫學三十年，在讀書和臨証方面，有了一些積累和體驗。並學習著結合自己治學道路和方法上的問題進行總結和思索。在肯定以往經驗的基礎上，也感覺到執死方以治活人，即使是綜合古今，參酌中外，也難免有削足適履的情況。但若脫離成方，又會無規矩可循，走到相對主義﹔要補救此弊，不但需要在正確思想的指導下深入地研究辨証論治的原則，還要在足夠的書本知識和臨床經驗的基礎上，以若干病類為對象，從研究藥物如何配伍入手，進而探討方劑如何組織。因為中醫治病，基本是採用復方。復方從根本上是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逞奏療效，而不是群藥分逞其能。而復方方劑中藥物配伍和組織，又有它歷史地演進變化的過程。從它演變的痕跡中探求用藥制方的規律，並結合當前的實踐加以驗証、補充和發展，指導臨床，就能高屋建瓴，動中肯綮。對一個醫生，這是又進了一步的要求。習醫至此，不禁廢書而三嘆:學問沒有止境，學問不可少停。在我，其知之何晚也。

 從五十年代中期以後，十幾年的時間裡，我結合臨床、科研與教學任務，對藥物配伍和方劑組織方面的材料做了一些整理和研究，對腎病、熱性病和老年病等病種的用藥與組方規律做了一些探索，得到了一些初步的認識。但是，因學力不足和環境的耽阻，遠未能達到預期的目標。

 如何學習和掌握祖國醫學這門科學，應當是有規律可循的，對此我們還總結研究得不夠。我個人沒有多少成功的經驗可談，能說的大半是走過彎路後的一些感觸。

    (一)讀書寧澀勿滑 臨証寧拙勿巧 學醫離不開讀書。但我國醫學著作汗牛充棟，一個人的時間精力有限，欲有所成，就要摘要而攻，對主要經典著作要紮紮實實地下功夫，讀熟它，嚼透它，消化它。讀每本書都要在弄清總的背景的前提下，一字字一句句地細摳，一句句一字字地讀懂。無論是字音、字義、詞義，都要想方設法地弄明白。不可順口讀過，不求甚解，不了了之。也不可用望文生義的簡單辦法去猜測。更不能拿今天的意思硬套上去。比如《金匱要略﹒痰飲咳嗽篇》中的“痰飲”有二義：篇名中之痰飲，是津液為病的總稱﹔條文中之痰飲，是指水在腸問搖動有聲之流飲。讀書時若不細考究，把痰飲當作今義的“稠則為痰，淡則為飲”，就失去了經典的原意。這樣逐字逐句地讀書，看似澀滯難前，實則日積月累。似慢實快。那種一目十行，浮光掠影的讀法，不過是捉摸光景，模糊影響，談不到學問。

 要把主要的經典著作讀熟、背熟，這是一項基本功。“書讀百追，其義自見”。讀一遍有一遁的收獲，背得熟和背不熟大不一樣。比如對《金匿要略》、《傷寒論》，如果能做到不加思索，張口就來，到臨床應用時，就成了有源頭的活水。不但能觸機即發，左右逢源，還會熟能生巧，別有會心。否則，讀時明白了，一遇到障礙又記不起，臨証時就難於得心應手。我自己雖曾在主要著作的背讀上下過一番功夫，但總不能象童時讀的《論語》、 《孟子》和古詩文那樣至今仍背誦無遺，常有學醫恨晚之嘆。因此，背書還要早下手。

 讀醫書，還要邊讀邊記，勤於積累。積累的形式則宜靈活。比如說，可以結合自己研究方向相近的一個或幾個方面的專題摘要積累，讀書時留意於此，隨時摘抄記錄，並部別類居，土要的加以標志，散漫的貫以條理，懷疑的打上問號，領悟的作出分析，大膽地附以己見。日積月男，對日後的研究工作是會有好處的。

 臨近寧拙勿巧。對症狀要做“病”與“症”的綜合分析，尋求疾病的本質，不可停留在表面的寒熱虛實。立方遣藥，要講求主次配伍，加減進退，不可用套方套藥取巧應付。遇到大病復雜症，更要格外細密，務期絲絲入扣，恰合病機。既要有臨証時的分析，還要做事後的總結。數年米，我自己無論在哪里應診，堅持每診必做記錄，半月做一次階段性的撿討，找出需要總結的經驗，發現有進一步探討價值的問題，提高療效。

    (二)自視當知其短 從師盛得其長 我學醫，主要是自學。但決不是說，自學不需求師。做任何一種學問，絕對意義上的無師自通是沒有的。自學，難免遇到思而不解之惑、攻而不破之謎，更需要請教師友。因而幾有從師學習的機會，尤知珍惜。一九三五年，我讀到陸淵雷先生的《傷寒論今釋》、 《金區要略今釋》，覺有自己未見之義，稍後就加入先生所辦的遙從(函授)部學習。當時，我看病教徒，諸務雖繁，但對所學課業必認真完成，寄去請教。記得我寫過一篇《述學》的課卷，陸淵雷先生曾加了鼓勵的按語，發表在《中醫新生命》上。這段函授學習的時間雖然不長，對我這樣一個自學出身的人來說，感到十分寶貴。一般地說，一個人從師學習的機會和時間畢竟是不多的，而在共事的同道中，學術精湛、經驗豐富之人卻隨時都有。只要虛心汲取，他人之長，皆可為攻鋁之石。

我在中醫研究院和蒲輔周等同志共事多年。在一起臨証、執教的過程中，有時見到他們的得意之筆，拾是自己薄弱之處，從中比對思索，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示。比加，早年我用玉屏風散治“習慣性感冒”，多是大劑突進。雖數劑可效，往往不易鞏固。蒲老治“習慣性感冒”，也用玉屏風散，卻是小量長服，療效頗好。我思索這里的原因，加深了對慢性病的轉化要有一個逐漸積累的過程，有“方”還需能“守”這個道理的認識。從師是為了求學問，在學問面前不能有絲毫的架子。我在任唐山市中醫公會主任時，市內有一位 高懷 醫師精針灸術，擅長用“大灸療法”，系其祖傳，能起大証。年事已高，秘未傳人。為防絕技失傳，我和王國三等幾個同道以弟子禮前去執蟄受學。每至巳夜，即趨集燈前，問難情業，無間風雨，袒臂戰足，按橋量度，力求一是。終於掌握並整理了這個療法。當時我雖年過五旬，不無勞頓之感﹔而其中授受之
樂，也確有非可言喻者。

    (三)讀書多些有益於專 知識傅些源頭更活我習醫以後，半是積習，半是追求，研讀文史和愛好舊詩詞的興趣一直很濃厚。習醫之餘，喜讀《二十四史》。對六經、諸子、宋明學案以至佛教、道教的部分主要著作，都做過一些涉獵。興之所致，還習作了一千多首詩詞。我常以佔用了一些業餘時間為惜。但回顧起來，由這種愛好中得來的一定的文史知識和修養，對小醫的學習和長進，也並非全無益處。

第一，中醫經典是古文字，和現代白話距離較大。又流傳輾轉，版本繁雜，字詞駁錯。詮釋者既多，難免見仁見智，人言人殊。如果沒有一定的古文化、文字知識，對這些經典著作就不易讀懂了，也難於讀深。理解上，或浮於約略，或止於沿演，可以逐浪而難能探源於臨床上，則易於套對而難能用活。要想對經典醫籍的研究深入一些，就非有一定的古代文化、文字知識不可。我自己對《傷寒論》等經典的文字做過一些研究，寫過一篇《＜傷寒論文字考＞補正》，就很借力於早年積累的一點古文和“小學”的知識。

第二，文史的書籍和古詩文中，掩藏著豐富的醫學資料。這些雖是不期而遇的零金碎玉，卻常可補某些醫學著作之不足，亦屬珍貴。讀書時隨手積累，需要時即可驅遣使用。我在整理中醫麻風病學，寫作《中國麻風病學匯編》時，就從文史著作中得到了許多有用的材料。

第三，中醫學是從中華民族古代文化這個土壤中生發出來，是整個民族文化之林的一枝。它的形成和發展，受整個社會文化特別是哲學思想發展狀態的影響和制約。對各個時代社會文化特別是哲學思想的發展狀況有所了解，對由當時時代所產生的醫學思想的理解就可以更深刻一些。比喻地講，專一地研討醫學，可以掘出運河﹔整個文化素養的提高，則有助於釀成江海。養到功深，是可以達到境界上的升華的、不待說，今天的青年人學習掌握古代文化知識，應當有目的，有選擇，要適當，要因人制宜全無目的，漫無邊際的讀書，也不足取。

    (四)勤能補拙恆斯效 儉可養廉貞自清 有時青年問及學問之道，我常說，論天分，我至多是中中之材。幾十年來，如果說掌握了一些中醫知識而能承乏醫務，所靠的一是“勤”，二是“恆”。做任何學問都要勤奮和持久，治醫學尤需如此。醫生這個職業的特殊之處，在於他一舉手一投足都接觸病人，醫術好些精些，隨時可以助人、活人﹔醫術差些粗些，隨時可以誤人、害人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醫生真可以說是病人的“司命工”。一個醫生，如果不刻苦學習，醫術上甘於粗疏，就是對病人的生命不負責任。當然，就是勤奮學習，也不等於就能萬全地解決疾病。但無怠於學，至少可以無愧於心。這是我早年用做鞭策自己讀書習醫的一點認識。如今我垂老病榻，回顧治醫生涯，成果之少，每自赧顏﹔稍可自慰者，唯有勤奮讀書未從鬆懈這一點。幾十年的生活，基本是“日理臨床夜讀書”。臨床常無暇日，讀書必至子時。六十歲以後，醫責益重而年事漸高，為了抓緊晚年，完成溫課和研究計划，曾規定了幾條自我約束的“自律”。大致是﹔

1.要有恆。除極特別的事情外，每日按規定時間溫課，不得擅自寬假，時作時輟。

2.要專一。不得見異思遷，輕易地改變計劃。要有始有終地完成一種計劃後，再做另一種。“主一無適”謂專。非專，則不精、不深、不適。

3.要入細。不可只學皮毛，不入骨髓﹔只解大意，不求規律﹔只涉藩籬，不求堂奧。入細，還要防止輕淡，輕淡則流於薄弱，薄弱則不能舉大症﹔要防止瑣屑，瑣屑則陷於支離，支離則不能集中精力，也不能理細症。

4.戒玩嬉。此後，忌看小說。非星期不著棋，不賦詩。非有應酬不看戲。

5.節嗜好。衣食方面，不求肥甘，不務華美，隨通而安，自甘淡泊。否則必致躁擾不寧，學術上難於探深致遠。此後，不獨茶酒不事講求，即書畫篆刻，也不宜偏好過多，免得耗費有限的光陰。現在檢查起來，除在舊詩詞方面，有時情有難禁，佔了一些時間外。其他都盡力遵守了。

 人們都知道醫德的重要。我以為，做一個醫生，治醫之時，有兩條至為要緊﹔治學，要忠誠於學術的真理，直至系之以命; 臨証，要真誠地對病人負責，此外決無所求。只有這樣，才能認真熱誠地對待患者，謙虛誠摯地對待同道，勇敢無畏地堅持真理，實事求是地對待成敗。相反，如果對自己從事的事業不熱愛，不相信，惜獻身，對患者缺乏負責的精神，甚至把自己掌握的一點技術當作追求個人利益的手段，那就喪失了做醫生的根本。不特失之於醫德，且將毀及於醫術。

 在祖國醫學發展的長河中，每一代中醫都有自己不容推卸的責任。我們這一代中醫的命運是幸福的，畢竟也是坎坷的。半個多世紀以來，我親見了中醫界的同道們，在舊社會的貧苦中自處，與壓迫者作抗爭，對偏見者的歧視不動搖，在存亡、興衰的磨難中迎來了中醫的解放，為民族保存、繼承、豐富了中醫學這份珍貴遺產。他們是無愧於歷史的。我僅是同輩先進的一個追隨者。磋舵時月，如今也已是行將就木之人了。向前展望下幾代中醫，他們將處於社會安定、思想解放、科學昌興的時期，只要他們勤奮而能夠持久，善於繼承又勇於創造，中醫事業在他們的手裡必將有一個大的發展。中國醫學必將以更綺麗的身姿，挺立於世界科學之林。頤後瞻前，寄希望於未來。(岳沛芬整理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