歷史上的御醫，或是出自御醫世家,或是出自民間那些一鳴驚人的醫生，或是當地有名的醫生，被王公貴族們指定為他們服務。民間的醫生一成名，就被選入宮廷做御醫，或是被豪門指定為特定的服務者。他們的命運可以說是各不相同。
舉例來說，御醫之中一帆風順,名利雙收的,如明代的薛立齋，吳縣人，御醫出身，深得皇家喜歡，著有《薛氏醫案》，78卷，對臨床各科分別論述，清代修《醫宗金鑒》及傷科之書皆源於此書。後升任太醫院判，御醫之中也有從此喪失了為他人看病的自由，有的甚至為反對強權而付出生命代價的。例如華佗被曹操所害，醫摯被王侯所殺，淳於意被判重刑等，都是這方面的例子。
而在古羅馬，御醫的命運要好得多。我們知道名醫蓋倫做過御醫,他是(Claudius Galen，西元130—200)古希臘、古羅馬著名醫學家和自然科學家。生於小亞細亞，當時希臘已經滅亡，其父為建築師，17歲開始學醫，西元162年到羅馬行醫。曾 在馬可·奧裏略宮廷做過御醫，在醫學和生物學方面有許多發現和著述。他把希臘解剖學知識和醫學知識加以系統化，把分裂的醫學派統一起來。他對若干動物和一些人體進行解剖，在解剖學、生理學、病理學及醫療方面，有不少發現。他在活的動物身上進行了科學實驗，考察了心臟作用，並對脊髓進行了研究。他第一個發現神經及肌肉的作用，認為無神經則無感覺，並能通過脈搏采診斷人體健康。著有《人體解剖學》，對胸骨、鎖骨、肋骨、四肢骨均有較詳細而比較正確的描述，是對歐洲解剖學、診斷學、生理學，都起了一定的影響。又如英國醫生、物理學家吉伯特(Gilbert,William 1540—1603)曾 任英國皇家醫學院院長，曾 經是英女皇伊利莎伯的御醫。他開始發明使用實驗方法，法蘭西斯·培根莊他的名著《新工具》裏曾 經提到了他的名宇，認為他就是培根所提倡的科學實驗的人物。
中國古代御醫之難，難在不能大膽診斷用藥，尤其是在皇帝患重病時，往往不敢下無把握之藥，以避免承擔責任。所以御醫診得皇帝脈象兇險之後，口中只能說脈象尚好，開些甘草、陳皮消食健脾。這樣，如果皇帝病情加重，朝廷也不能說是御醫誤用藥品所害的，只能以醫術平庸予以例行處分。這樣由於御醫的謹慎小心、明哲保身，許多皇帝失去險中求治的可能，很快崩殂。
值得注意的是,皇帝或代表皇帝的皇后、太后自作主張，就是對御醫的不信任。對醫藥、病理稍有些修養的皇帝，寧肯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御醫。帝王的意志不但能夠決定醫學發展的方向和政策，而且有時還具體的干涉醫生治病的過程，如果沒有精湛醫術，後果不可想像。這其中發生的故事不勝枚舉:
1.梁武帝用大黃治癒疾病
《神農本草經》說大黃有推陳致新的作用，效果非常靈驗，所以下積滯的古方大多使用大黃，張仲景治傷寒用的地方更多。古人用作用峻利的藥物攻治病邪，必定根據人體的虛實寒熱而處置，不是一概隨意使用的。梁武帝蕭銜因為患發熱病要求服用大黃。太醫姚僧坦說；大黃是峻利藥，君王您已年高，不能輕率地使用，武帝不聽從他的規勸，幾乎造成身體痿廢。梁元帝蕭繹曾 患胃腸病，許多醫生都說應當用平和的藥物，能逐漸宣通。姚僧坦說：脈象搏動洪大而實，這是有宿積阻滯，不用大黃就沒有痊癒的道理。武帝只聽從姚僧坦的話，服了藥就痊癒了。
現在看來，醫生用一種峻利的藥物攻治皇帝疾病，真是一份風險活兒。御醫雖是當時最高明的 醫師，但醫治皇帝所患的病例並不多，不敢確保診治無誤。求醫者由於是皇帝，御醫顧慮重重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如果發生的悲劇不是御醫被殺就是皇帝速死，哪一件都是天大的風險哪。
2.唐高宗刺頭出血
皇帝的肌體被認為是神聖無比的，在皇帝身上動針藥是極大的冒險。唐高宗患嚴重的頭痛病，一度暈眩得看不清東西，御醫張文仲、秦鳴鶴會診，請示：“風上逆，砭頭血可愈。”武則天在簾後聽說要給皇帝刺頭出血，乃怒斥：“是可斬！帝體寧刺血處邪？”御醫趕快頓首請命，高宗苦於頭眩，說：“醫議疾，烏可罪？且吾眩不可堪，聽為之！”御醫乃敢取針刺高宗頭，針灸之後，高宗說：“吾目明矣！”此音未落，武則天在簾後一再拜謝，說：“天賜我師！”幸虧針成功，否則御醫禍將及身。
3.宋甯宗患痢疾吃感應丸
皇家對御醫未必信任。御醫為皇帝診病時，常有太后或皇后在簾後監視，時時提出質疑。例如宋甯宗患痢疾，御醫曾 某入視。按完脈，奏明病症。尚未開處方時，立在禦榻後的楊皇后插話：“曾 防禦，官家吃得感應丸否？”曾 某連稱：“吃得，吃得。”楊皇后又插一句：“須是多把與官家吃。”曾 某承旨，開藥二百丸，宋江宗如數吃下，腹瀉得以控制，又吃了二百丸，痢疾全好。
4.康熙帝越俎代庖，不信御醫處方
在清代，不少皇帝對醫藥抱有興趣。因之亦常指揮御醫辨證處方，而御醫從有高明之醫術，仍得遵旨行事，倘有異議，皇帝便動以聲色，從而給御醫治療增添一定之困難。
康熙五十一年，正黃旗四等侍衛布勒蘇患病，御醫診為“狂病”，康熙帝否認，便朱批道：“非良醫也，恐非瘋狂，欽此欽遵。”並派太醫院左院判黃運、御醫霍桂芳於八月五日 再去診視，後回奏有“向他探問，其口出胡語，言有人持刀砍他，用槍刺他，欲向他索取銀兩”以及“問其弟護軍柴吉木，其言許多日皆言此語”等文，黃運等認為屬“肝經積熱，痰氣結於心包，以致語言錯亂，病似瘋狂之症”。康熙帝見奏大怒，遂朱批：“此劣等大夫們知道什麼！”此例以其症狀表現，當屬癲狂類病，而康熙帝主觀臆斷，否定御醫診斷，御醫雖有異議，亦不敢不遵旨而行。在診斷方面如是，治療方面，朱批中議論更多。如康熙四十九年七月十三日，康熙帝在胤祉等奏關於太醫院御醫李德聰等，用上賜之金線重樓治療御前一等侍衛海清閣疾泄瀉病的奏摺上朱批：“知道了。此金線重樓專治痢疾，怎麼反正痢疾呢？況且此藥我們用過多次，非久服之藥。因此，朕恐有何關係，著大夫們多親觀，不可忽略，欽此欽遵。”對於治病之善後處理，亦時有諭示，如康熙四十二年七月十三日，康熙帝在御醫張獻、劉聲芳治療武英殿赫世亨病的奏摺上朱批：“理氣健脾丸藥，有補脾助消化之效，著每日早晨將一錢藥以小米湯同服下，想必有益。著由禦藥房取藥試服。除此之外，禁止服用其他補藥及人參等。”自然，病後調脾及防止濫用人參均有合理之處；但其諭示不合醫理，御醫又安敢不遵旨照辦。更如光緒皇帝，常以知醫自詡，每於“上交病原”之中，諭示對其本人病症之治療辦法。這樣，武斷的干涉醫生的診治疾病過程，自然難以獲得較好的療效。光緒皇帝因病不治，可能也與此有某種關聯吧。
5.道武帝中毒發狂
魏道武帝拓跋珪信任太醫令陰羌。拓跋珪雄才大略，十六歲建立了北魏王朝，隨後不停地征服外敵，擊敗內部挑戰，遷都、立官制、定律令，堪為一代人傑。然而他三十剛過就把注意力轉向服丹藥、縱欲、求長生。拓跋珪經常服用的寒食散，最初是在太醫令陰羌的指導下有節制地服用，但自陰羌死後，寒食散中的毒性發作得愈來愈甚。在毒性的攻擊下，拓跋珪日漸變得精神失常，加之災變屢次發生，拓跋珪在宮中日夜憂懣不安，心神再也平靜不下來。或數日不食，或達日不寢，喜怒無常，多疑，像個幽魂，不斷地獨自追思既往成敗得失，白天黑夜滔滔不絕地自言自語，仿佛與身邊的鬼物爭論。朝臣進見，拓跋珪可能會忽然憶起與該臣往日的嫌隙，下令立斬，大臣們因憂懼或面色失常、或喘息不安，或行步快慢無節、或言語失措，拓跋珪便會斷定其人懷惡在心，變見於外，乃親手毆擊。由此而死者皆陳屍于天安殿前。
總之,御醫們治療皇帝的疾病固能榮耀無比，然而對難以治癒的、突然惡化的重病，御醫簡直是一手給皇帝號脈，一手提著自己的腦袋。唐懿宗曾 將同昌公主的死歸咎為御醫用藥之誤，殺了主治醫生韓宗紹助手20余人。當宋甯宗不豫滋久，急召曾 御醫入內時，曾 某驚魂不定。給皇帝診視後，竟失態而嗚咽不止，甯宗問：“想是脈兒不好也？”曾 某歸家後，自診其脈，對家人說：“我脈亦不好。”竟獄死于甯宗去世前的一晚。明世宗遭宮女楊金英等謀殺未遂，但頸部被帛帶緊勒，氣將絕。事發後，負責急救的是太醫院使許紳。作為太醫院的最高長官，許紳的醫術當時無人能及。許紳冒著極大的風險，調治藥物給皇帝灌下。早晨八時辰時灌下的藥，到下二午二時未時皇帝才有動靜，喉嚨出聲，嘔出紫血數升，然後才能說話。經過許紳連續數月的全國調治，嘉靖皇帝方得痊癒。許紳受到加官厚賜之賞，然而緊張的神經一旦鬆弛，很快大病不起。許紳臨終前說：“吾不起矣。曩者宮變，吾自分不效必殺身，因而驚悸，非藥石所能療也。”如此等等,當許多皇帝病危時，下詔向全國徵求醫術高明者。誰敢應詔呢？
轉載： 養生治病御醫漆浩中醫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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